对顾炎武的评价
1、顾炎武的评价200字
(1)、1650年，顾炎武对抗清运动彻底失望，于是选择剃发、归隐、著书立说。他和黄宗羲一样，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。顾炎武总结出了明朝灭亡的两大原因:一是明朝亡于空谈；二是明朝亡于士大夫无耻。在明朝灭亡后，顾炎武眼见大量的明朝士大夫不顾礼义廉耻地投降清朝，弃民族大义于不顾，心中非常悲痛。
(2)、·南宋朱熹高颂范仲淹“天地间气，第一流人物”，“自作秀才时，便以天下为己任，无一事不理会”，“范文正方厉廉耻，振作士气，曰如寇莱公也”，“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”，“范文正公作《严子陵祠堂记》云：先生之志，出乎日月之上，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？”。
(3)、黄龙士具有独特棋负，着子看似乎平淡无奇，但寓间极深，对手不易察觉，若敢于用强，他即随机应变，出奇制胜，迫使对手相形见绌，反以自困。邓元鏸推崇说：“龙士用思尤密，深入奥窍。当危急存亡之际，群已束手智穷，能于潜移默运之间，益见巧心妙用，空灵变化，出死入生。”又说：“龙士如天仙化人，绝无尘想。”时人甚至将他同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并称为“十四圣人”，推为“棋圣”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。曾让三子与徐星友对局,为双方聚精会神之作,有血泪篇之称。
(4)、二是注重实地调研。他写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一半得之于博览群书(为写此书，他读了上千部相关书籍)，一半得之于实地调研。潘次耕说：“先生足迹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贤豪长者，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，如指诸掌。”
(5)、·毕瑜称赞范仲淹：“千百世之下，闻公之风，诚足以廉顽而敦薄”。
(6)、为了说明顾炎武的性情，我再讲几个关于他的小故事。他在北游之前，家中仆人曾被人利用，告他从事反清运动，他把那仆人抓住，直接扔海里去了。他也为此入狱，差点送命。他在北京时，山东闹文字狱，牵涉到他，他立即决定去济南对簿公堂，为此又坐了半年牢。康熙开博学鸿儒科，很多人想招他去，他的回复是“刀绳具在，无速我死”。次年开明史馆，史馆负责人极力推荐他参与，他回复说：“先妣未嫁过门，养姑抱嗣，为吴中第一奇节，蒙朝廷旌表。国亡绝粒，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。临终遗命，有无任异代之言……七十老翁何所求？正欠一死。若再相逼，则以身殉之矣。”
(7)、·文学家马中锡赞扬范仲淹：“夫范公一代奇才业，彪炳轰烈，撑扶天地”。
(8)、他为政清廉，体恤民情，刚直不阿，力主改革，屡遭奸佞诬谤，数度被贬。范仲淹政绩卓著，文学成就突出。他倡导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著名的《岳阳楼记》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为千古名句。有《范文正公文集》传世。
(9)、·范邦瑞称赞范仲淹：“学问渊海，闻望圭璋”。
(10)、·钦宗皇帝于靖康元年(1126年)二月，诏褒赠近世名臣时赠范文正公特追封魏国公。
(11)、不过，作为“通儒之学”，顾氏做学问并非像清代朴学家那样局限于书斋，仅做博览群书式考证，而是主动走出书斋，直面大千世界，进行类似田野调查的实地考察，广泛求证于学友。这是顾氏儒学区别于清代朴学的一个独特之处。潘耒在《日知录序》中提道：“先生足迹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贤豪长者，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，如指诸掌。”全祖望《顾亭林先生神道表》说：“凡先生之游，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，所至厄塞，即呼老兵退卒，询其曲折，或与平日所闻不合，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。”
(12)、·既敷赞曰：“范文正公是个有位大抱负的人，他的品学识度，在宋代实不愧为第一流人物。”
(13)、(根据8月1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，光明日报客户端刊载内容，综合山东省图书馆发布信息整理)
(14)、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，被收录于《顾炎武全集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)的各类著作共有34种(经部9种、史部17种、子部5种、集部3种)。在所有这些著作中，最能代表其“通儒之学”成就的有3种：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音学五书》和《日知录》。
(15)、·秦桧赞扬范仲淹：“高贤貌已远，凛凛生气存。韩范不时有，此心谁与论”。
(16)、明朝灭亡后，年仅三十二岁的顾炎武誓不损节，不为清朝服务，还参加抗清复明的复社。每年端午节，他总是在门前悬挂一块红色的蔓菁，在里面塞上一点蒜青，并在后面挂一块白布。
(17)、·袁洪愈赞扬范仲淹：“自古杰士名流岂少哉？...惟公一人，礼仪之宗盟，道学之师范邪！”
(18)、出狱后，有人问他，这是牢房要你做的苦工吗？
(19)、主讲人：王志民(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)
(20)、·宰相杜衍赞扬范仲淹：“三黜无愠，天下称赞。修明百度，更张四维。忠臣倦倦，远不忘国。大名罕见，五福难具”。
2、对顾炎武的评价是什么
(1)、(3)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的实用原则--《日知录》第十九卷专列《文须有益于天下》一条来论述之。而顾炎武自称“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……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”。又称“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”。可见，《日知录》是欲为“王者”(顾炎武所期待出现并坚信必将出现的未来华夏王)治国平天下提供思想参考的实用之作。
(2)、顾炎武曾经五次来到陕西关中。在此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富平的李因笃、周至的李颙(二曲)、华阴的王宏撰(山史)。
(3)、·诗人元遗山称颂范仲淹：“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，在州县为能吏，在边境位名将，其才、其量、其忠，一身而备数器。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，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。其忠，可以支倾朝而寄末命；其量，可以际圆盖而蟠方舆。堵天下如泰山治安”。
(4)、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，事情没有成功，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，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。
(5)、嘉靖皇帝听完之后，最终还是没有处置海瑞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嘉靖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他怎么样也吞不下被海瑞骂的这口气，他还是决定了将海瑞逮捕，但是逮捕海瑞之后，嘉靖皇帝迟迟没有做下一步的安排，这样海瑞就在狱中住了十个月。
(6)、意思是说，当今所谓的宋明理学深受禅宗污染，背离了传统儒家经书的精神。他又说：
(7)、顾炎武最大的特点，在通过“博学于文”这个口号，提出了与古人不同的知识论。“博学于文”典出《论语·颜渊》，顾炎武认为，不仅文化典籍属于“文”的范围，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”都是“文”。简而言之，顾炎武的为学之道更加强调实践与文化学习的结合，这是对明中后期以来知识分子一味言心言性之“空虚之学”的拨乱反正。
(8)、·王夫之赞曰：“以天下为己任，其志也。任之力，则忧之亟。古人之贞邪、法之疏密、穷箪之疾苦、寒士之升沉、风俗之醇薄，一系于其心。”
(9)、·毛泽东早年在长沙师范给黎锦锡的信：“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齑粥自爨。”
(10)、 关于顾炎武与程朱的分歧，从本质上讲就是对“经学和理学”的认识问题。顾炎武认为理学的本质是经学，经学的本质是实学，即通经致用。他说夫子从不抽象地谈论性与天道，夫子所讲的性与天道都在日常生活中：“夫子之教人文、行、忠、信，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，故曰不可得而闻。”(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，《录》卷七)在他看来，下学与上达是不可分割的，所谓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非器则道无所寓。”(《形而下者谓之器》，《录》卷一)顾炎武更注重“下学”，更注重“器”。认为“道”存在于“器”中，离开“器”，就不能谈什么“道”。程朱也讲“下学”，这是顾炎武赞赏程朱的地方。他评价说：“有能由朱子之言，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，则此一编者，其硕果之犹存也。”(《下学指南序》，《亭林文集》卷六)而顾炎武与程朱不同的地方就是上面讲的“下学和上达”、“器和道”的关系。程朱并不认为“下学与上达”、“器与道”就如此不可分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他们是离开“下学”而谈“上达”的，如他们认为“道”和“理”是独立存在的，并支配自然和社会。程颐说：“道则自然生万物”(《河南二程遗书》卷十五)；朱熹说：“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是先有此理。”对社会和自然的运动，程朱都有自己的抽象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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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、其实不然，历史上的贪官数不胜数，而海瑞仅仅只是清廉而已。《万历十五年》之中记载了一件事，当时海瑞的上司胡宗宪竟然用传递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，说是海瑞替母亲做寿，大开筵席，竟然还买了两斤肉。细细想来，海瑞竟然用两斤肉来给母亲办寿宴，知道海瑞为人的，可以说是海瑞清廉，不喜欢铺张浪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海瑞不孝，苛待自己的母亲，从这件逸闻小事我们也能看出海瑞的清廉程度。
(13)、 在《日知录》中，顾炎武还说：“《黄氏日钞》曰：夫子述六经，后来者溺于训诂，未害也；濂洛言道学，后来者借以谈禅，则其害深矣”。“孔门弟子不过四科，自宋以下之为学者，则有五科，曰语录科。”(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，《录》卷七)这话虽然没有明确批评程朱理学，但对其不满情绪也显而易见。他曾借孔子的话批评宋玉“为俑者不仁”，濂洛言道学，导致后来借以谈禅，是否也可以说“不仁”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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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5)、·毛泽东《讲堂录》：“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，也不乏以思想品德影响后世的人。前者如诸葛亮、范仲淹；后者如孔孟等人。但二者兼有，即办事兼传教之人，历史上只有两位，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。”
(16)、·顾沅赞曰：“文正当国，先忧后乐；立庄润族，廉顽敦薄。”
(17)、顾炎武主张“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”，故考据是顾氏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。顾氏的经学考据，是从音韵训诂入手，旨在准确把握经文字义，进而合理阐发经义。他认为，训诂是经学的基础，而“汉人犹近古”，故汉学训诂最可信赖。他特别看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认为“论字者必本于《说文》”。但许慎对字义的训释，主要是从字形方向去进行“形训”；顾炎武则认为“考文自知音始”，故其经文字义考证是侧重于从字音方向来进行“音训”，并且是围绕《诗经》来开展“音训”，其成就集中反映在《音学五书》中。
(18)、·张寿镛赞：“道学之气节，则文正公为之魁”。
(19)、明朝灭亡后，顾炎武投身于南明朝廷，写出了“乙酉四论”，力图纠正明朝的种种弊政，挽救南明王朝。然而，南明很快就崩溃了，顾炎武又和归庄一起投笔从戎，加入了反清的事业中。清军进攻昆山时，顾炎武的家人遭到了杀害，只有顾炎武幸免。此后，顾炎武又加入了隆武政权等抗清活动。
(20)、1898年8月《申报》上有题为《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》的论说：“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”，所以，除传统必读之书，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；而《海国图志》《瀛寰志略》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，更应“次第阅识”，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，“以清纹理”。经济文章应当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。《申报》时务书广告中有言：“自科场改制之诏下，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。”《日知录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通鉴》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。1901年《申报》上《劝诫学生文》：“今之所谓学者，时文而己，诗赋而已，小楷而已，训诂而已。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者乎？无有也。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以为学者乎？无有也。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者乎？亦无有也。”是以人才不兴、国势不振。作者于是呼吁广设学堂，习有用之学。《得气之先》一文，论及八股取士时代，国家崇尚时艺，士子沉埋八股，无复有宏通淹雅之才者，“方今朝廷锐意求新，废除八股取士，改试策论，首重经世有用之学”。
3、评价顾炎武的思想主张
(1)、1936年6月14日，彻底衰老的狂士，饭后绕住宅散步，猝然倒地，没有留下什么遗言，走得很干脆，很安静。
(2)、·楼钥写道：“文正公盛德绝识，非赞扬所能尽也”。
(3)、·牟谳赞扬范仲淹：“公登第、立朝、为守、为师，以至大用，名位日盛，禄赐日厚，遂成义庄义学。为其宗族者宅于斯，学于斯。所耕者义田，所由者义路。何适不宜？嘉遗后人，可谓笃志”。
(4)、顾炎武出生于江南富翁之家。据说他长相很丑，瞳孔中间白，四周黑。他的性格也耿介古怪。少年时代，他就博览群书，尤其是各种史书，无不涉猎。他还喜欢抄录各种典籍，每次读到书中重要的言论，他都专门归类抄录，而且举一反相互印证、评点，他青年时代的名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主要就是这样写成的。但这本书还没写完，清军就南下了，明朝面临覆灭的危机。他于是组织义军坚守吴江，但很快就失败了。他母亲是个极重气节的人，在清军攻破家乡昆山以后，她选择了绝食而死。死之前，她严命儿子绝不能做满清的官。他先是把母亲薄葬，本希望京城恢复以后再正式安葬母亲，但两年后，他发现这个希望不可能实现了，才安葬了母亲，决计远游。事实上，他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家乡，那是他的伤心之地。
(5)、·方孝儒称赞范仲淹：“古之至人，忘己徇民；孰若先生，唯民之忧。饮食梦寐，四海九州”。
(6)、而且在性与天道、理气、道器、知行、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，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。
(7)、有人或许会问，他这么长年在外游历，钱从哪里来呢？这对顾炎武来说根本不是问题，原因有两方面：一方面，他家原本有钱。虽然因为天下板荡，他家已经破落，但毕竟根基深厚，基本生活保障还不成大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他又非常善于理财。他在游历过程中，发现某个地方不错，就会在那里买田，然后交给朋友、弟子去经营。他在苏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都购置了田地。67岁时，他开始定居陕西华阴，原因是：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他邦所少。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。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之势。”67岁了还有四方之志，不能不说顾炎武是个豪杰。
(8)、实在惹不起，最后袁世凯只要将章太炎软禁在龙泉寺，每月给五百大洋的费用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而且要求看押的宪兵要做到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”。
(9)、内容简介：在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变的过程中，顾炎武努力倡导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以其引古筹今，综贯百家的经世理念，“采铜于山”，熔铸成文的原创意识，考文知音，重视证据的科学方法，实地考察，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，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独树一帜，成为清代朴学的先导。
(10)、·钱公辅称赞范仲淹：“公之忠义满朝廷，事业满边陲，共名满天下。”
(11)、海瑞的另一个品质就是他敢于进谏、不畏强权，而历史又总是选择站在他身边。嘉靖皇帝一生都在研究怎样长生不老，他宠信严嵩这样的奸佞小人，发生重大失误就推卸责任，对忠臣的意见置若罔闻，当时整个朝廷都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指出他的问题。
(12)、章太炎的眼里是揉不进沙子的，只要他觉得不对，那就是沙子，这又是他狂士的一面。
(13)、说章太炎是可爱的狂士，从他征婚，结婚，给女儿取名字这些事情上也能看出来。
(14)、自定居华阴后，顾炎武再也没有回过山东，更没有再入京师，只是往来于秦、晋之间，直到康熙十八年(1679年)，才做了一次长途旅行，目的地是嵩山少林寺。当年十一月返回华阴，他写下《五岳》诗，自我表白了二十余年来之所以“行游”北国是因为不肯做异国臣子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冬，顾炎武自华阴出游山西曲沃，翌年正月在曲沃病逝。
(15)、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，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。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，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。
(16)、·李维祯赞曰：“张南轩称范公本朝第一人，起表率‘中庸’，实开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儒之先；文学故事，卓然不群。”
(17)、戊戌政变后，激烈排满的章太炎受到通缉，一度到台湾避难，做了一名记者。
(18)、同盟会成立后，章太炎担任《民报》主编，有一次孙中山自作主张拿走了大量经费，章太炎知道后很愤慨，一把就将孙中山的照片从墙上撕了下来。
(19)、学习目标既已明确，那么学习的路径是什么呢？总结起来，有两条：
(20)、·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蔡襄称赞范仲淹：“公乃言事，倾动天下，触指权奸，开道谏诤”。“君国以忠，亲友以义，进退安危，不易其志。立身大节，明白如是”。
4、顾炎武评论
(1)、·张临追思范仲淹：“先生以刚大毅决之资，拔出众人之中，进退超迈；委靡之世为变，尊王黜霸，明义去利，凛然有洙泗之风”。
(2)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是顾炎武在27岁摒弃科举后开始写作的。据顾炎武《利病书》自序说，他写这本书，事先并没有确定写作框架，只是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对所接触到的材料加以选择、归类和编辑，由此形成了一部带有资料长编性质的作品，后来有部分书稿被弄丢，也有部分内容变得过时而有待于修订。也就是说，《利病书》是一部“未定稿”。它在清代没有刻本，到民国才由张元济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，其主要内容涉及兵防、赋役、水利，有学者称此书是“一部明代社会经济资料书”。
(3)、顾炎武尤重县令之权。他认为，应将七品知县改为五品县令，县令于其县政应有专断之权。比如文书、马政、矿务、军饷等事项的处置，县令不必事事向上面请示汇报，自己决断即可。县令的副手为县丞，由吏部选授，县丞以下职务，由县令自主，报备于吏部即可。每个县每年推举一个贤能之士，参加吏部考试，上者为郎，郎之优异者可以候补县令，一般的可以为县丞，更一般的可以充县衙一般职务。县令从试用开始，不断接受政绩考核：起初仅为“试令”，略似今日所说的代理县长；三年称职，正式为县令；又三年称职，封为“父母”；又三年称职，玺书劳问；又三年称职，进阶加薪，并可任职终身。县令若因事、因病不能视事，可推荐儿子、兄弟或旁人代行其职，代行职务者为“试令”。县令得罪县民则受罚，不称职则流放，贪腐则诛之。废督抚司道之官，任巡方御史监察全国县政，御史一年一换。数县设一郡，郡太守三年一换。也就是说，县令虽有极大自主权，但不是完全不受监督。
(4)、·张益赞曰：“惟公间气所生，心与学术俱正。虽其才不尽展，乃若功德之人者尚多。节义足以厉俗，进退绰绰。非古之所谓大臣着，何能与与此乎？当时使能尽用，必将成就大业，以济天下，此概君子所深惜也。然公之自立于天地间者，百世不泯，祠当百世愈新。”
(5)、以上所述，皆为思想流转的历史语境；这个语境，也关联到实际的载体。在晚清中国，亭林以及顾著出版，有更为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。事实上，亭林身后，他的思想和著作从未湮灭，在清代中国持续传布，除了家刻、坊刻，像《四库全书》《皇清经解》这样大部的出版工程中，也都收有顾著。只是，到了晚清，这个不绝如缕的荧荧烛火变得更像是一股时潮。人们更热衷于阅读和谈论顾炎武，不仅与作为语境的危局、国变有关，还与晚清中国所经历的大的制度变革以及印刷革命相关。
(6)、·冯梦祯赞曰：“宋范文正公学术则为纯儒，立朝事业则为纯臣，垂范子孙则为祖贤，而师表百世则为殊绝人物。”
(7)、对前者而言，因为顾炎武过度推崇古代经书的真理性，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真理，这就限制了科学求真精神的发展。因为，即便是先秦儒家，也不重视科学思维，也没有科学思维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文主义。这种人文主义主要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如何幸福、和谐的问题，而不是宇宙万物运行规律，因此是无法激发科学思维的，过度强调这种人文主义，反倒会抑制科学思维的发展。
(8)、·习近平在《文艺工作座谈会》：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，最深层、最根本、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。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。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，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。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陆游的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、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、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，等等，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”。
(9)、 顾炎武的“理学，经学也”，意在纠正空疏之学的流弊，使理学回到经学的轨道上。他树立经学，提高经的地位，而抑制理学，说舍经学而言理学就导致禅学。这一论断对“理学”的打击是沉重的。因为它是在理学盛行，特别是陆王心学控制整个社会风气的情况下被提出的，所以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，梁启超对此评价说：“有清一代学术，确在此旗帜下而获得一新生命。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，谓‘宁说周、孔误；不言郑、服非’，宋元明以来之谈理学者亦然，宁得罪孔孟，不敢议周、程、邵、朱、陆、王，有议之者，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。而所谓理学家者，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妇视群学。自炎武此说出，而此学阀之神圣，忽为革命军所粉碎，此实五百年来思想界一大解放也。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然而，“矫枉”未免“过正”，“理学，经学也”的命题虽然没有否定理学，却抹去了理学的独立性。事实上，理学不应等同于经学，它是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它比原始的经学更为理论化，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位，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，使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自我更新、自我完善。梁启超对此又有另一方面的评论：“‘经学即理学’一语，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。其正当与否，且勿深论一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，此语有两病。其以经学代理学，是推翻一偶象而别供一偶象。其理学即哲学也，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。”(同上)
(10)、 可见，所谓“理学，经学也”之论断，字面上虽没有反对理学，但实际上具有否定理学的含义。批判陆王心学，绝不是为了恢复程朱理学，而是要大张经学之旗，恢复孔子经学的本来面目。他治音韵说，花三十余年时间，“所过山川亭邦，无日不能自随”，五易其稿，终成《音学五书》，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。他说：“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”(《答李子德书》，《亭林文集》卷四)所谓“必有圣人复起，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”(《音学五书序》，绝非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讥之为“复古”，顾炎武一向反对模仿古人说话，“以今日之地为不古，而借古地名；以今日之官为不古，而借古官名；舍今日恒用之字，而借古字之通用者。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。”(《文人求古之病》，《录》卷十九)顾炎武这里的意思是通过“知音”而达到“通经”。他认为“经学自有源流，自汉而六朝、而唐而宋，必一一考究，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，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。”(《与人书四》，《亭林文集》卷四)但决不是为了恢复到汉代经学。清代惠派所谓“凡汉皆好”，“惟汉是尊”不能算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延续。顾氏恢复的是“五经三代之书”。他借孔子的话，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：“‘齐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至于道’。今之《广韵》，固宋时人所谓菟园之册，家传而户习者也。自刘渊韵行，而此书几于不存。今使学者睹是书，而曰：自齐、梁以来，周颙、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，则欲韵不攻而自绌。所谓‘一变而至鲁’也。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，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，而三百五篇之诗，可弦而歌之矣。所谓‘一变而至道’也。”(《答李子德书》，《亭林文集》卷四)他的《音学五书》，希望“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”，就是欲达到“一变而至道”的目的。
(11)、综上所述，顾炎武欲以地方与中央分权，目的是通过县级自治给人民以自由。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联邦自治，自由建基于自治之上，顾炎武此意与美国立国精神大致相似。
(12)、·张一麟赞扬范公曰：“苦学之精神——恶衣菲食，常人所难；公处安然，持之以恒。廉洁之精神——俭以立名，侈以败德；颂公言行，惕然自溃。化育之精神——爱人以德，化人以德；天下有人，旨在公言。勤政之精神——社稷之固，莫如仲淹；素练军政，兼德功言。泛爱之精神——待人则丰，奉己殊俭；不为禄仕，始终其志。处能亲仁，动能俟时，进思齐物，守成不回。四者兼行，周旋进退。”
(13)、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；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——顾炎武
(14)、往返数千里，不辞跋涉之苦。又在漂泊各地途中，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，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。
(15)、·徐有真称赞范仲淹：“盖自太祖而后，君德莫盛于仁宗；辅政之臣，人才莫盛于仁宗之朝；就仁宗朝之人才论之，该莫盛于范文正公”。
(16)、顾炎武(1613—1682)原名绛，字忠清，明亡后改名炎武，江苏昆山人，尊称为亭林先生，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、史学家、语言学家，被称作是清朝“开国儒师”、“清学开山”始祖。曾参加抗清斗争，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。
